被賦予無限可能的基因編輯技術應用的邊界在哪里?近4個月來,這一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掀起廣泛討論。

此前的3月14日,來自7個國家的18名科學家和倫理學家在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發表評論文章呼吁:全球暫停所有人類生殖細胞系基因編輯的臨床應用。隨后的3月19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宣布,將在未來兩年內與相關利益攸關方廣泛協商,制定一個強有力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治理框架。

3月22日,在“DeepTech 2019生命科學論壇”期間,分子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魏文勝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表示,“目前學界態度很明確了,肯定不要去做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了,大家并沒有太大的爭議。”魏文勝也是撰寫上述評論文章的18名科學家之一。

與此同時,魏文勝強調,“但不要因噎廢食,不能夠禁止真正有益于治病救人的很重要的潛在方向。”魏文勝認為該繼續進行的是基因編輯應用于體細胞及出于研究目的的生殖細胞系基因編輯。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國對包括基因編輯技術在內的生物醫學新技術監管趨嚴。2月2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起草發布了《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并公開征求社會各界意見。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對基因編輯等新生物技術臨床試驗的準入和監管做出較為明確的規定。

魏文勝對澎湃新聞表示,“國家層面監管已經趨嚴,從表面上來看這肯定是好事,但現在國內往往有一個現象,就是對‘肇事者’懲罰力度太低,類似于犯罪成本很低,同時受不好事件的影響,正常的研究者會感到很緊張。”

魏文勝強調,現在從基金申請、臨床管控等方面已經開始顯現出這種效應。他擔心,遵守法律法規的正常研究或將被嚴重抑制、研究效率也會大幅下降。

技術仍有兩大挑戰

在上述論壇上,主辦方DeepTech發布了“2019生命科學領域十大技術趨勢”。 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工具包和免疫治療2.0、治愈罕見病、基因大數據、核酸藥物、腦科學與腦機接口、智慧醫療、無創早期診斷、合成生物學技術、單細胞多組學入選其中。

就論壇上討論最為熱烈的基因編輯技術而言,30多年前,科學家在細菌中發現規律間隔成簇短回文重復序列,并發現這種重復序列可讓細菌對病毒有免疫抗性。2001年,西班牙科學家Francisco Mojica正式將其命名為CRISPR。

2012年,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結構生物學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奧大學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首次將CRISPR/Cas作為基因編輯系統應用。2013年,來自于哈佛大學醫學院的George Church、麻省理工學院博德研究所的張鋒等人發文,將CRISPR/Cas系統成功應用到哺乳動物細胞中。

這項被視作最有潛力改動生命密碼的技術足夠成熟到運用于人類嗎?

魏文勝在論壇上提到,基因組編輯能夠干非常多的事情,目前最感興趣的是解決單基因遺傳病,很多疾病特別是遺傳病目前沒有解決方案,怎么把已經錯誤的東西在底層密碼上改變呢?“如果沒有基因編輯技術無法做到這一點,這是我們最感興趣的。”

然而,目前從技術上來說整個領域仍面臨兩個未能解決的關鍵問題:效率高不高和脫靶。魏文勝解釋,“效率高的時候不希望脫靶率高,不希望傷及無辜。然而最尷尬的是,中靶率和脫靶率往往是同進同出,大家一直在優化工具,或者尋找新的替代的方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王艷麗在論壇也發表觀點,CRISPR技術非常強大,但是用于疾病的治療仍然有很多隱患。她表示,“基于現在新的CRISPR技術,也許我們能夠一方面再改進現在基因編輯工具的同時做到更加精準之外,我們還可以開發一些要求不那么精確的、我們可以承擔一定風險的應用。”近幾年,王艷麗在CRISPR/Cas機制研究領域接連取得重大突破。

王艷麗還舉例,從植物的角度上來講,如果用CRISPR-Cas系統用來篩選更好的種子,尤其是解決現在全球糧食的問題,而且CRISPR從技術和我們過去所用基因重組或者其他種子篩選的方法并沒有特別本質的差別,只是加速了這樣的過程。“從植物的角度上來講風險性應該是比較安全的,是比較小的,而且也不牽扯到什么倫理的問題,所以還是應該鼓勵技術在植物育種方面的應用。”

魏文勝也類似提到,“CRISPR應用其實非常廣泛,它的效率、脫靶,或者副作用在不同的應用場景里面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

國內監管趨嚴

新技術熱門的時候,倫理、監管等卻沒有提前準備好如何應對。

最終,2月2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起草發布《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并公開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意見稿》明確了監管機構。高風險生物醫學新技術的臨床研究由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管理,而基因編輯、基因轉移和基因調控等最近幾年出現的技術被歸類為高風險生物醫學新技術。對于申請開展高風險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的,省級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進行初步審查,并出具初審意見后,提交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

《意見稿》還明確規定了臨床試驗的資質。擬從事臨床研究活動的機構應為三級甲等醫院或三級甲等婦幼保健院。臨床研究項目負責人應當同時具備執業醫師資格和高級職稱,具有良好的科研信譽。主要研究人員應當具備承擔該項研究所需的專業知識背景、資格和能力。《意見稿》中的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指的是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應用轉化前,在人體進行試驗的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基因編輯等新生物技術臨床試驗的準入和監管做出較為明確的規定。

針對上述《意見稿》的發布,魏文勝、王艷麗等人均表示“很高興”看到有嚴格的監管,但同時不乏有擔憂。

魏文勝提到,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嚴格的監管,對一些臨床的試驗資質申請已經上升到國家層面,“還是想強調一點,不要因噎廢食,不能夠禁止真正有益于治病救人的很重要的潛在方向。”

魏文勝補充,“基因編輯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福祉和非常重要的應用,遺傳病不用說了,我們有幾千種上萬種不同類型的,未來都可能通過基因編輯來得到改善或者緩解甚至根治疾病,其他的一些腫瘤性疾病和病蟲性疾病也是基因組編輯可以輔助的,可以極大產生新的療法解決真正問題的。”

魏文勝還提到此前發表在《自然》上的呼吁,“科學家聯合起來有一個呼吁,在一段時間之內,比如說五年之內,我們嚴格禁止來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生殖細胞以發育產生下一代孩子的方式來進行基因編輯操作,我們呼吁是要嚴格禁止的。”

魏文勝認為,國內目前嚴格的監管關鍵在于執行。“我們要嚴格管理,避免一些嚴重的違反安全或者倫理的事情發生,但不要忘了嚴格管理的目的不是讓大家什么都不做,而是能夠嚴格控制‘不應該做的’,同時應該做的能最大程度釋放它的探索或者研究。”

但兩者之間如何平衡,至少目前看來仍讓部分學者擔憂。魏文勝對澎湃新聞表示,“現在從基金申請各方面都非常明顯,更主要是對臨床的管控,審批時間過長或者審批困難都會嚴重抑制相關的研究。”這可能會造成整個行業的“窒息”。

“我想特別強調,嚴格管理在執行層面上面不是絕對的禁止,如果我們怕出事情,或者怕承擔一些風險的時候,這種嚴格管理就變成了完全的封禁,那就會制約技術真正造福人類的時間表。”